從民國八十五年五、六月間，首次有不孕症婦女在立委的支持下出面舉辦公聽會為「代理孕母」合法化請命以來，已掀起了國人對「代理孕母」熱烈的討論，其討論有來自倫理、法律、社會的爭論，也有發自不孕症患者內心深處期盼的聲音。衛生署長詹啟賢於主管會報上指示，目前罹患不孕症的人數增加，且對「代理孕母」的需求性隨之日增，所以，開放「代理孕母」已為時勢所趨（聯合報，1997.9.13第3版）。以國內外的統計數字來看，目前的不孕症比例約占育齡期（22歲-40歲）的10％-15%，亦即台灣地區約有30萬左右的人口可能有不孕之症狀，其中屬於女性子宮方面有受損者約佔不孕婦女的1-2成，亦即約5000-10000人左右，難以透過自己的身體來懷孕生子（衛生署，1997)，所以，這些人口可能會是需要尋求代理孕母協助懷孕的高危險群。
所謂的「代理孕母」是指接受不孕夫妻的胚胎植入其生殖器官並代為孕育生產胎兒者，期間不孕婦女的先生與代理孕母之間並無性行為的發生，與傳統的借腹生子不同，而且代理孕母必須在孩子出生後交還給不孕夫妻撫養。然而有關代理孕母尋求的範圍及條件仍在擬定之中，目前尚無明確的規定。其實不孕夫妻想要尋求代理孕母代為懷孕最主要的意義，當然就是希望能擁有屬於自己血緣的孩子，而這樣的需求，不管是在傳宗接代觀念甚深的台灣或是沒有傳統文化束縛的國外均是如此。
筆者在做研究的期間曾與幾位不孕症患者有所接觸，也聽到了她們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她們覺得不孕帶給她們最大的壓力源來自三方面：一為中國傳宗接代觀念所造成之壓力，另一為個人角色任務與角色期待而帶來之壓力，包含婆家態度所形成的壓力、自我期許所帶來之壓力（個人本身對懷孕深切期望造成的壓力，和擔憂會影響婚姻幸福所造成之壓力）、及外界所帶來之壓力（朋友關懷帶來的壓力和外界評論所帶來之壓力），第三方面則是在接受治療所帶來的壓力含蓋有來自生理治療的不適、生活步調改變的壓力。雖然社會變遷的腳步快速，但來自過去的傳統觀念並沒有邊著這個快速變化的步伐而完全改變，所以，仍會有外界耳語的壓力，除此之外，現代社會的女性亦將「懷孕生子」視為自我實現的一個目標，因此，在無法滿足個人需求及外在期侍時，不孕症患者會感受到較大的壓力。
而不孕患者亦表示不孕確實為她們的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個人情緒上的低落、沮喪、鑽牛角尖，更甚是有出現過自殺的念頭，而且會使得原本和諧的家庭起了較多的爭執、衝突，且又在希望另一半能有子嗣的立場，曾閃過離婚的念頭。
當不孕症患者面臨到這些壓力時，她們都如何去做調適的呢？筆者發現當不孕症患者遇到壓力時，最常求助的對象多半是自己的先生及娘家的親人，而婆家部份及醫院內專業人員部份，則是她們較少尋求的對象。其實，在不孕患者不孕的過程中，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畢竟『懷孕生子』是兩個人的事情，如果只是由太太承擔起這種種的責任，其身心的功力實在令人難以承受，做先生的要多多體會太太在這段期間的辛苦！你們的體貼與疼惜將是太太最大的支持。
而且，不孕的你們其實並不孤單，你們的心情還有人可以了解，因為每個醫院都有社工人員或諮詢人員願意陪你們走過這一段路，陪你們一起度過這人生的轉彎處，如果你們有心理情緒上的問題時，歡迎你們能多運用醫院內的資源，讓我們能為你們盡一點心力。
